此竹林非彼竹林：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背后的隐喻构建与时代内涵
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大墓位于江苏省南京市西南，于1960年4月发现，是一座带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平面略呈"凸"字形，墓葬由石门、甬道、耳室和墓室组成。 此墓虽然有墓志，但是志文已残缺不全，在残存的文字中也未见有墓主人的名字，根据该墓的形制以及出土的随葬物品，可以看出这座墓在南朝墓葬中算是规格比较高的。
关于该墓的年代，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是逐步推定出该墓的年代为刘宋中后期。由于该墓早年被盗，随葬器物仅存留一些陶瓷器，但是该墓最有价值的当为墓室两壁的两幅砖刻壁画。这在南京地区六朝墓中尚属初次发现，题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是迄今发现的以实物呈现的最早的魏晋时期人物画。在这样一组古代砖画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隐喻构建与时代内涵呢？
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大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大墓墓葬平面、剖面图
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大墓的南北两壁为砖刻壁画，南壁壁画自外而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壁画自外而内为向秀、刘灵、阮咸、荣启期四人。各人之间以树木分隔形成各自独立的画面。嵇康左首绘银杏一株，与画上其他树木均作同根双枝形；其次为阮籍，与嵇康隔松树一株；阮籍一旁为一株槐树，然后为山涛；山涛的旁边绘有一株垂柳，然后为王戎，王戎身后有一株银杏，作为南壁壁画的结束。
北壁壁画以向秀为开始，他的旁边也先绘了一株银杏；向秀的旁边有一株垂柳，然后是刘灵；刘灵的旁边是一株银杏，然后是阮咸；阮咸的旁边，有一株阔叶竹，直杆有节，然后为荣启期。整个壁画八位人物之间，包括五株杏树、两株柳树、一株槐树、一株青松，仅仅在向秀与荣启期之间有一株阔叶竹，壁画中出现最多的为杏树。
不禁思考，杏树以及其它树木在当时有怎样的的寓意及文化象征？为何名为"竹林七贤"，砖画中却没有竹林的出现？
墓室南壁壁画自外而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
墓室北壁壁画自外而内为向秀、刘灵、阮咸、荣启期四人
01、砖画中各种树的"隐喻"构建：杏、柳、槐、松所代表的的内在含义
银杏是我国古老的孑遗物种，银杏树生长较慢，寿命极长，因人们把它称作"公孙树"。银杏所体现的精神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契合性，与儒、道、佛等诸家思想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孔子喜欢在杏树下教授弟子，后人便将他教诲弟子的地方称作"杏坛"；道家徒祈求能够像银杏树一样长生不老，与日月永恒，杏树被道家奉为仙树，视为祥瑞之物；佛教把银杏尊为"圣果"、"圣树"，银杏树体高大雄伟，最宜衬托寺院宝殿的壮观。银杏本身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列举银杏可以治疗近二十种疾病；明代《群芳谱》中还记载：
银杏感阴阳之妙，其树耐久，肌理白腻，术家求刻印符，能召使鬼神，保人平安。
在鲁南和苏北等地出土汉代画像石中有一部分是表现杏树的，古人希望通过在画像石中描绘银杏的形象，能够将银杏长寿等特性转移给人们。
银杏
中国传统的柳文化主要是指：高洁的人文情怀、别离的代名词、女性的象征以及作为辟邪的符号。春秋时期鲁国一位被孟子称作圣人的柳下惠以其高洁的品质取得了人们的广泛信任，后人也因而以爱柳来表达自己对高洁操守与纯正品格的追求；东晋陶渊明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喻"不慕名利"、"忘怀得失"的高洁品质，柳树成为"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高尚品格的象征。《诗经》中有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
因为"柳"与"留"谐音，把柳视作别离的代名词；在汉代，出现了"折柳送别"的习俗，《三辅黄图》中记载：
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
柳树在早春开始发芽，吸收春之阳气，能镇恶鬼，观音菩萨以柳枝洒水普度众生，因此，在民间有"插柳"、"戴柳"以辟邪的习俗。柳树代表女性的柔美，人们常用柳树的外在形态来形容美女。魏晋南北朝时期梁简文帝的《折杨柳》是第一篇咏柳诗，柳树入画最早也是出现在魏晋时期，包括南京西善桥、丹阳胡桥等几处南朝墓葬"竹林七贤"砖画上便以柳树为背景。
柳树
槐树在先秦时代已被赋予了"阴树"的观念，这主要是因为槐树容易燃烧的特性使其与原始巫术结合起来，《说文解字》：
槐，木也，从木鬼声。
槐树的药用价值在《神农本草经》、《日华子本草》、《南村辍耕录·药谱》……中均有记载，又因槐树树龄悠久以及被赋予的阴树身份使其在神仙文化视野中成为仙方灵药的重要成分。《周礼·秋官·朝士》中记载，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周代对太师、太傅、太保的合称，是周代最高的三个官衔）朝觐天子时，要面槐而立，后人因此用三槐比喻三公，槐树因此也具有了地位尊贵的象征。在汉代，槐树的政治寓意还体现在"槐市"观念之上，不同于商业性的市场，这里的槐市而是用来展示政治风采、礼仪教化，提高政治储备人才的修养水平。
槐树
松树"如障、如屏、如绣画、似幢、似盖、似旌旗"，其意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长青不老、坚贞不屈和真情象征。松树因长久、经冬不凋被视为仙物，用以祝寿、喻长生，道士服食松叶、松根，以期能够飞升成仙、长生不死。孔子的诗教开创了以松比德的传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刘桢《赠从弟三首》中用松树象征坚忍不拔、不改其志的大雅君子。南朝乐府民歌《冬歌》中用松树的坚韧、顽强象征忠贞的友谊与爱情
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果树结金兰，但看松柏林，经霜不坠地，岁寒无异心。
松树
02、魏晋风度与生命之树："竹林七贤"对魏晋风度和名士人格的影响甚大，树木内涵与人格高度相互映照！
魏晋政局风云变幻，充斥着杀戮、饥饿、阴谋和战争，身处政治漩涡中的士人一方面承受着各方面压力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残酷的现实中寻求解脱。
"竹林七贤"是晋代士族的代表，多以狂放不羁著称于世，而荣启期则是春秋时期的隐士，传孔子游历时路遇荣启期，孔子将其视作"高士"的典范，魏晋以来的士人，对荣启期尤为推崇。魏晋时期文人的觉醒，玄学思想广泛影响现实生活，"竹林七贤"将道家学说作为新思想的基石，他们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在此之下玄学便与士人的政治命运和人生态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在黑暗的政局和玄学思潮影响之下逐渐形成了魏晋时期特有的魏晋风度。所谓魏晋风度，是指汉末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格理想，具体指受道家学说和玄学清谈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追求自然（与名教相对）、自我（与外物相对）、自由（与约束相对）的时代风气，以及由此在上层贵族阶层中形成的一种超越性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性的人格气度。
在精神层面，"竹林七贤"对魏晋风度和名士人格的影响甚大，《世说新语》中差不多每二十条记载中，就有一条是关于"竹林七贤"的。在当时，竹林名士沐浴时风，最鲜明的主张是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的"越名教而自然"，"越名任心"、回归自然，追求自我实现和精神的张扬，而且他们真的做到了知行合一。同时在道家学说的影响下避世隐逸盛行，"竹林七贤"无疑是隐逸之风的重要代表。
在当时玄学思潮和魏晋风度影响之下，"竹林七贤"由于秉承老庄哲学，宣扬玄学，再加上世人的渲染，道教的流行，使得他们已经有所神化，成为了具有道教意义的宗教偶像。因此，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大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崇尚仿效名士、标榜放达的社会风气之外，将画像与丧葬礼仪的结合说明了功利性思维的存在，同时代表了帝王对永生的渴望和时人对于死后永生幸福的追求和企盼。
宫山南朝大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树的形象很好的与其人格思想相呼应，银杏被道教奉为仙物，是长生不老的象征，这与当时盛行的道家学说相吻合，而且也寄托了生者对于死者死后升仙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景，且银杏叶素雅洁净，不受风尘干扰，如"竹林七贤"高洁的人格，避世隐逸、回归自然；柳树具有驱鬼辟邪源的特质，在墓葬中出现以期庇佑死者不受鬼魂干扰，保证死后生活的平静，而且人们也用柳来表达对高洁操守与纯正品格的追求，这与"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思想高度一致；墓葬中的槐树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槐树自身所具有的鬼魂观念和神仙信仰所影响，生者希望死者能够成仙，进入神仙世界，死后成仙是生者给予死者死后生活最好的安排。
古代绘画中的文人集会
而且，槐树是墓主人身份地位尊贵的象征，其所包含的怀来远人和政治寓意也预示着对于墓主人家族后代能够进入仕途的希望；松树长青不老，在道教中道教徒通过食松以求飞升成仙、长生不死，这受当时道教思想盛行影响，也是对于死者死后生活的美好期望。而且，松树象征坚忍不拔、不改其志的大雅君子，这正是配合"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人格思想。
这些树木在形式上一方面将画面划分为不同的单元，另一方面又将各个人物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一些墓室中，人物与姓名的对应以及配套的物品上存在问题，由此看来既然人物是谁都不重要，植物就更不必拘泥于原典。除此之外，墓葬中这些装饰性树木更有深层次的含义，人们相信修仙就要在山林中修道，各种树木装饰在墓室中，墓室就可以被转换成一个修道求仙的环境，画像的设计完全是从功利的目的出发的，考虑到了死者修仙的需要。
古画中的树
03、此竹林非彼竹林："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的树是对不死之树、生命之树、通天之树的崇拜！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上仅仅有一株阔叶竹，甚至其他同时期的墓葬中没有竹林的出现，这或许有些不符。陈寅恪先生提出"竹林七贤"名称起源于东晋，来源于佛教，并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中对"竹林七贤"的"竹林"做了详尽的解释，认为是由佛教名词而来，但是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的的确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世说新语》中"竹林七贤"的称谓源于东晋孙盛撰写的《魏氏春秋》一书中的记载："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里的"游于竹林"中的 "竹林"可能是一个地名，历史上常有以竹为地名。西晋以前，有许多舜妃女英、娥皇的悲情故事为主题的咏竹诗，竹在诗中是女子的意象，象征悲怨凄苦，与君子的品格并不相关。而且生活在魏末晋初的这七位士人对竹子也并没有特别的爱好。
东晋之后，士大夫才有了对竹子特别审美偏爱并渐渐普及到整个上流社会，到南朝刘宋时达到狂热的程度，竹的意象去除了女性的幽怨，有了道家的逍遥与佛家空寂的新意境。东晋时期，士族与政权高度结合，"竹林七贤"深受士人的喜爱和推崇，以谢安为精神领袖的东晋士人们就非常喜欢竹子，他们便将这一时期是士人集团的主要代表"竹林七贤"与代表士人精神的"竹林"结合，形成了意境更为清雅的"竹林七贤"。
砖画中唯一一株阔叶竹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大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以及在北魏线画石刻上都以银杏、垂柳来做点缀，可见这些树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绘画中比较流行的题材。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大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绘画手法被认为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两幅中"树"的文化功能却不尽相同，《洛神赋图》中的树是审美情感的表达，渲染环境，具有抒情的情节性，而"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的树是对不死之树、生命之树、通天之树的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