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风概念考释及其与同性恋的区分
男风概念考释及其与同性恋的区分
张国培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00）
摘要：男风与南风并存于古代典籍之中，内涵相近，明代中期以来南风因其地域色彩失去意义而逐渐被男风取代。男风核心即男色，并暗含有性爱方式和社会风气之意。同性恋为外来词汇，是性取向的一种。男风与同性恋在范畴、存在环境及如何评价等方面截然不同。在相关研究中男风宜作为核心概念使用，同性恋概念仅可作为参考。
关键词：男风；南风；同性恋；差异
男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同时男风也成为古典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的书写对象。学术界从社会、文学等角度切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并取得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所使用的概念是同性恋，并不是男风。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潘光旦就以同性恋来命名古代男风，展开研究，从潘光旦到刘达临再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施晔，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同性恋都作为研究男风的核心概念在使用。研究者对于男风与同性恋概念的不同并非无意识，之所以仍然选择同性恋来描述这种社会和文学现象，主要原因在于男风概念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而同性恋概念已约定俗成。这种避重就轻的做法显然不妥当。男风只有从同性恋概念之下独立出来才能表明其独特价值。而现代社会的同性恋问题研究也在继续推进，同性恋概念被不断完善，男风更不宜与之混淆。
一、古典文献中的男风与南风
男风一词在明代之前并未被使用，从明代中期开始男风几乎与南风同时用来指代男色现象。相对而言，南风渊源更早。《诗·邶风·凯风》中有“凯风自南”句，此处南风指从南向北刮的风。《礼记·乐记》中又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1]，“南风”是一首上古时期的歌曲，既然由舜帝亲自演绎，应该是颇具教化色彩的。《左传·襄公十八年》亦有：“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2]308此处南风指的是南方乐曲，与北方乐曲相对而言。以上三种内涵表面上看与后来的男风没有任何联系。但从明代开始，南风被借用来指代男性性行为、性爱好等。之所以借用此词，从明清笔记来看，明代人认为男色风气于南方更盛，是由南向北传播的。由此联想至南风早期含义，讽刺之意不言自明，它以调侃、讽刺的方式扩展了内涵。由南风而男风，同音不同字，男风与南风几乎同时在明代中后期流行起来。
王骥德杂剧《男王后》中使用了南风一词：“俺大王爷最爱南风，我们献去做个头功，倒有重重的赏赐哩。”[3]《男王后》的创作时间大约在万历后期，此南风意为男色。汤显祖传奇《牡丹亭》则使用了男风一词。汤显祖自题《牡丹亭·题词》署“万历戊戌秋清远道人题”，“万历戊戌”是万历二十六年，据此可知《牡丹亭》当创作于万历二十六年或之前。此传奇第二十三出“冥判”中有一句：“鬼犯是有些罪，好男风。”[4]男风也是男色之意。两部剧作在创作时间上相近，这可以说明以男风和南风来指代男色基本是同时兴起的。
另外出现这一词的就是《金瓶梅》。《金瓶梅》诞生的时间要稍早一些。最早透露出《金瓶梅》存在消息的是袁宏道《与董思白书》，此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最迟在此之前《金瓶梅》已经成书。但此时《金瓶梅》尚未刊刻，而刊刻后的《金瓶梅》在男风与南风的使用上并不相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和齐鲁书社出版的《金瓶梅》分属于两个版本系统，前者属于“万历本”系统，后者属于“崇祯本”系统，两书在相同的语境下各出现了男风两次，并且都在第三十六回和第四十九回，分别说的是进士安忱和御史蔡蕴。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说“他南人的营生，好的是南风”。此处使用南风暗有讽刺之意，南风是对南人的回应。因此万历本和崇祯本在这一点上保持一致。不同的是第三十六回，万历本说“原来安进士杭州人，喜尚南风”[5]，而崇祯本则换做“男风”[6]，此处男风内涵为男色。在《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所处的时代，他认为男风源于南方，并且更盛于南方，这在小说中可以找到例证。小说中写蔡蕴是滁州（今属安徽）人，因此西门庆才说“他南人的营生”；安忱是浙江杭州人，杭州在明代也是男风的多发地。另外，西门庆与其贴身小厮书童之间的关系被发现后、温必古对其听用小厮画童的所作所为暴露后，西门家里上下之人都称书童为蛮秫秫，称温必古为温蛮子。蛮，荒远之地，从古代地域观念来看，蛮指的是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对他们的称呼中加一“蛮”字皆是在得知他们的同性性行为之后，这足以说明在作者的观念中男风源于南方，渐渐影响至北方。兰陵笑笑生的这一观念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然而在崇祯本中将南风改作男风，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做这样的解读：从万历至崇祯，南风早已失去其地域上的色彩，已形成泛滥于天下的局面，故此至崇祯年间的刻本没有使用带有地域色彩的南风，而是使用了突出性别色彩的男风。
另外明代张景岳写有一本医书，名为《景岳全书》，此书刊刻于一六二四年，也就是天启初年。此书第三十九卷“男病”下有：“或好男风以致阳极，阳极则亢而亡阴”[7]。此书为张景岳毕生行医经验，此条置于“子嗣类”疾病之下，既然说到“好男风”则必然治疗过此类病人，用男风而不用南风，也可以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男风的使用频率更高，正如上文对《金瓶梅》的分析，南风的地域色彩已经不足以概括明代中期以来的世风，故男风成为一种具有标志性的词汇。
二、男风内涵
男风从内涵上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男风即是指男色。男色概念与男风非常接近，甚至《汉语大词典》如此解释：“男风，犹男色。”但实际上二者并不相同。相对来说，男色起源更早。男色语出《汉书》“佞幸传”：“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8]这一概念的外延包括如下词汇：龙阳、佞幸、男宠、男娼等。龙阳是男色中的重要角色，佞幸专指帝王身边的男色，男宠多在帝王、达官贵人身边，男娼则与妓女相对。这四个词语皆指男色，但并不能完全代替男色。自《汉书》以下，文人笔记沿用了男色这一概念。
陶榖《清异录》卷一：“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货，进退恬然，遂成蜂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9]此处没有明确用男色一词，将男子视之以“鬻色户”，与女色相提并论，也就是男色之意。至明代男色一词在笔记中几至泛滥。谢肇淛《五杂俎》不止一次用男色一词：“男色之兴，自《伊训》有‘比顽童’之戒，则知上古已然矣。”“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10]1638“夫男色，天犹妒之，况妇人乎！”[10]1639但根据语言表达的需要，谢肇淛也两次用到男宠，一次用到龙阳，“衣冠格于文罔，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遇，亦难谐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叙女宠者，至《汉事秘辛》极矣；叙男宠者，至《陈子高传》极矣。”[10]1638从这三处出现的龙阳和男宠来看，这两个概念不过是从属于男色的，男色仍是作为整体描述来使用的，而男宠、龙阳只是其具体表现中的一种。明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是以男色为概念解读中晚明以来的特殊社会现象。《万历野获编》有“男色之靡”[11]622条，其中说道：“宇内男色有出于不得已者数家”、“佛经中名男色为旃罗含”。又有“春画”[11]659条：“惟古墓砖石画此等状，间有及男色者，差可异耳。”“周解元淳朴”[11]896条：“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强留，微及龙阳子都之说，即恚怒变色，谓此禽兽盗丐所为，盖生平未解男色也。”在男色大概念之下，《万历野获编》也使用了男宠：“龙山为主人别号，自是遂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幼，必求通体。”[11]896“契兄弟”，契兄弟是闵地风俗，“闽人酷重男色。”“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属尊卑，且行凶忍如此，亦闽俗之祖欤。”[11]902
从上述男色及其相关词语的使用情况来看，它跨越了年龄、阶层等诸多限制，将核心置于“色”，与女色相对，它更具有概括性。从汉代称男色伊始，直至清代笔记都在用此一词。当这个词所代表的形象进入明代中期以来的小说戏剧中时，则变成了男风。概括来说，男风与男色在明清的使用范围并不相同，男色主要在笔记之中，而男风则在小说戏剧之中。而男风最核心的内涵就是男色。上面所举之例，如“俺大王爷最爱南风”、“鬼犯是有些罪，好男风”、“原来安进士杭州人，喜尚男风”等，另如《西湖二集》第十一卷：“第三恨道，男子娶小老婆，偷妇人，已是异常可恨之事了，怎生又突出一种‘男风’来，夺俺们的乐事，抢俺们的衣食饭碗。”[12]所举案例中的男风皆是男色之意。
男风的第二个内涵，它暗含有性爱方式之意，即常被古人称为“后庭花”者。这个含义出现在《金瓶梅》中，西门庆说“他南人的营生，好的是南风”。西门庆这句话是对妓女董娇儿、韩金钏儿说的，小说中的蔡蕴一直没有表现出对男色的喜好之意，西门庆令董娇儿、韩金钏儿做好晚上服侍蔡蕴的准备，他对二人说这句话不无调侃之意。这里的南风，并非说蔡蕴好男色，而是就性爱方式而言。这种用法并不普遍，但它是男风的一个必然的内涵，男风本身就已经指代了男性性行为的这种必然方式。
男风的第三个内涵，它有好男风的社会风气之意，即中晚明以来畸形的纵欲风气。这一内涵并没有明确地被使用，而是暗含于“风”字之内。风，风教、风俗之意。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换男色而为男风，本身是含有将男色提升为社会现象之意的。通过上文对男风以及南风的解读，可以证实男风在使用的过程中已经蕴含了此种含义。
综上所述，男风，其核心为男色，从技术层面来说，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性爱方式，从社会层面说，它属于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男风的外延不仅涵盖了龙阳、男宠、契兄弟等书面化的称谓，也涵盖了民间比较粗俗的说法，例如明末话本小说《石点头》中就出现带有地方特色的词汇：
读书人的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篷篷，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若葱，慈谿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上唤做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13]304
可以对之加之佐证和补充的是《龙阳逸史》第六回：“这是我这里（注：这里指建宁府殴宁县）拐小官的乡语，就如徽州叫（塌）豆腐，江西叫铸火盆，北路上叫糙茱茱一般。”[14]《红楼梦》中亦有如：“贴的好烧饼，你们都不买一个吃去？”的说法。此种称谓皆属于男风现象下的具体表现，其或指向男色，或指向男性性行为方式，不一而足。概括起来皆为男风。
三、男风与同性恋概念的区分
同性恋是一个外来词汇，指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性取向。它与男风在描述的对象上有交集，但绝不是一个对等的概念。
从两词的范畴来看，同性恋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是针对全部人类而言的。男风的发生人群仅限定在男性群体。从判定同性恋者与好男风者的条件来看，二者形似的地方是对同性产生明显性欲或者发生了性行为，但这不是判定是否为同性恋的核心条件，同性恋者是在自身清醒、性意识觉醒的情况下，对同性有明显或强烈的性欲，其中不涉及色情成分，并且偶然的同性性行为被排斥在外。而男风的核心内涵是“色”，好男风主要是好色，男性间的性行为皆可视为男风，如此便无所谓性意识的觉醒，即使参与男风的个体都是成熟的，但对自身的性行为并没有明确认识。发生男风的情况很复杂，诸如风气所致、禁欲的环境所致等，并且具有男风关系的人群特点也很突出，双方往往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而总要有一方充当男色的角色，为另一方提供性满足。《石点头》第十四回：“如此说来，方见安陵龙阳，是男色中魁首。楚王魏王，乃男风队里都头。”[13]305作者之所以将男色、男风分开使用，一是避免重复，二是所描述对象不同，安陵君、龙阳君是中国古代典型的男宠，而楚王、魏王则是好男色者，二者等级差距很大。在明清小说之中，这种等级差距继续保留，或明或暗地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
从二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来看，怀特姆通过对同性恋的调查研究已得出结论：社会规范既不能阻碍也并不助长同性恋倾向，同性恋倾向与社会对它的态度没有关系，无论严厉还是宽容，社会中的同性恋人群是接近并保持稳定的[15]。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跨文化而普遍存在，社会法制与舆论环境无法从本质上干涉同性恋倾向与同性恋人群。但男风不同，因为在好男风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具有同性性取向，他们之所以参与进来，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从晚明时期的笔记资料来看，男风成为社会风尚，众人趋之若鹜，表现在小说中就出现了小官在城里与乡下四处游走的情节。清代实行了严苛的文化政策，晚明开放性的心学思潮不复存在，但清代的男风现象与明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清代各项政策如禁止官员狎妓有关，因为政策的执行和戏曲的发展，官员以及百姓开始转向了狎小旦，小旦为男性所扮，既不违反规定，又可以满足自身好色的欲望。明清时期的这种情色现象进入新中国后已经基本不存在了，这更是与政府的法律制定有很大关系。同性恋可以视为生理、心理问题，男风则已经成为社会问题。
既然如此，对同性恋与男风的评价也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对同性恋，李银河提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也不应当作价值判断。”[15]12笔者同样持此观点，同性恋无关社会道德，作为与异性恋一样的自然存在，不应给出对错好坏的结论。但是对于古代社会的男风是应该有所评判的，男风不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现象，男风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纵欲和卖淫色彩，它不仅需要正确的价值判断，更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
上文已经提到同性恋是一种跨文化、跨地域的存在现象，当然它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之中。在古代男风的掩盖之下，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是存在并被无意识地记录下来的。在缺乏性取向意识的古代，也有极少数男性之间存在带有爱情的性关系，他们已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这种现象也被记载或描写于笔记、小说之中，如《石点头》的最后一篇《潘文子契合鸳鸯塚》，冯梦龙《情史·情外类》之“万生”等，但这在男风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微小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同性恋仅可作为男风研究的参照概念，而不宜将之作为主要概念使用。男风更符合这种古代社会现象的本质，更加科学和严谨。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地区的相关论文皆使用男风或男色，而笔者认为使用男风更为合适。这也说明在研究的过程中以男风取代同性恋是完全可能的，并不至于出现表达上的不便。说到此处，必然有学者提出女性问题。女性间的性关系在中国古代同样存在，相对于男风来说更为暧昧。例如古代宫廷中女性间的对食、磨镜，这是一种长期禁欲状态下发生的性关系。小说中也偶有涉及，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甚至有研究者捕捉《浮生六记》中的蛛丝马迹，断定沈复之妻陈芸是一位同性恋者。这种现象与男风的情况完全不同。首先它并没有形成一种风气，其次从古人对此类事件的描述来看，也并没有出现固定的词汇。并且女性之间的暧昧关系从色情上来说要逊色很多。因此对于这一小部分存在于古代史书、笔记、小说等中的现象，可以姑且称之为同性恋。而男风因其存在的时间长、涉及的人群广、产生的影响大，再加之古人对之有专用词汇，故而笔者认为必称之为男风方合于古代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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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汪长林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Nanfeng and Its Differences from Homosexuality
ZHANG Guopei
(School of Literature,Pingdingshan University,Pingdingshan 467000,Henan,China)
Abstract：Nanfeng and the Southern Custom coexisted in the ancient books in China.They had similar meanings,but from the Mid-Ming Dynasty,the Southern Custom was replaced by Nanfeng because of its regional feature.Actually,male sex is the core of Nanfeng with the implication of both sexual behaviors and social customs.Homosexuality is a foreign word and it is a sexual orientation.Nanfeng is different from homosexuality in category,environment and assessment.It is suggested that Nanfeng should be used as a core concept in relevant studies and the concept of homosexuality should be used for reference.
Key words：Nanfeng;the Southern Custom;homosexuality;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7）01-0023-04
收稿日期：2016-08-27
DOI：10.13757/j.cnki.cn34-1329/c.2017.01.005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联、省经团联调研课题“明清小说男风书写中的女性价值及其对当代的启示”（SKL-2016-1745）；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清代小说的品花书写与士人心态研究”（2017-ZZJH-396）；平顶山学院科研启动项目（PXY-BSQD2016002）。
作者简介：张国培，女，河北廊坊人，平顶山学院讲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