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偿命”：常识还是误解？
作者：段剑良
中国历来有“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说法，比如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杀人者死，历代也有类似规定，时至今日“杀人偿命”似乎已成为人们的普遍观念。
那么“杀人偿命”真的得到贯彻了吗？
“杀人偿命”的理念与现代法治又有什么样的冲突？
首先从古代来看，“杀人偿命”不是绝对的，或者说没有得到平等的贯彻。
比如说，周朝即有“刑不上士大夫”的做法；
汉代有“赎罪”之法，汉惠帝时6万钱可赎死罪；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八议”制度，规定皇亲国戚、官僚地主等，犯死罪可减免死刑；
明清以前甚至还可以用官职抵罪，官越大折抵的刑罚越多。
从这个角度讲，“杀人偿命”更多是针对底层人们的。就是在普通百姓中，也有诸多例外，比如“大义灭亲”就不用一命偿一命，还有“正当”复仇的也不用一命偿一命。
石碏大义灭亲
东汉章帝时，一年轻人因父亲被人侮辱，一怒之下当场将侮辱者杀死，章帝下令免其死刑；
唐律还规定“误杀、戏杀、过失杀”均不用偿命，唐玄宗747年更是颁发诏令，所有应该判处斩、绞死刑的，均“代之重杖”，废除死刑达12年之久；
宋太祖赵匡胤曾推行“决杖、流放、刺面”三刑合一的替用刑，以宽恕普通死罪；
刺面
明清以后，刑罚才日趋严苛。
在现代社会，“杀人偿命”受到更多法治规则的限制。
比如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杀人不用偿命，未成年人杀人不用偿命，包括14岁以下不负刑事责任以及14~18岁之间的不适用死刑，还有75岁以上的老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
那么18岁以上的精神正常的人呢？一般不搞法律的人通常认为这应该“杀人偿命”了吧？
然而刑法的实际规定是，“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最轻可能只判三年。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还规定，家庭邻里纠纷引发的命案一般不判处死刑。
2014年5月，上海崇明的女子施美丽不堪家暴，持铁榔头打死熟睡中的丈夫张惠昌，因具有自首、送医等情节，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实践中本应判处死刑的，如具有自首、立功、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形均可能从宽处理。从刑事政策上讲，也要求严格限制死刑，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人，可杀可不杀一律不杀。
退一步讲，就算是后果极其严重，社会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区别对待的，比如陕西的张扣扣案，杀三人不可谓不严重，但网民却几乎一片倒地呼吁免除死刑。
那么“杀人偿命”又为什么会被当成朴素的正义观根植于人们心中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几点：
一是人类本能的报复心，复仇正义从神话到现实一度被强化；
二是孔子提出的“以直报怨”，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影响深远；
三是封建王朝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策略和教化；
四是人们对自己人身财产的长期不安感。
“杀人偿命”观念的强大惯性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通常情况下发生命案，受害人家属往往要求一命抵一命，否则不会服判，轻则上访施压，严重的还可能报私仇，其他民众如果不加深究， 也会要求“杀人偿命”，否则就可能认为司法不公、罪刑失衡，冲击司法公信力。
这些都需要在司法实践和宣传中加以引导阐释，让人们认识到“杀人偿命”不是绝对的，甚至很多时候与法治理念是相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