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峻法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办法

严刑峻法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办法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2月17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李建平执行了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李建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国有公司资金14.37亿余元，其中2.89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财共计5.77亿余元；挪用公款10.55亿余元，其中4.04亿余元案发前尚未归还；李建平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纵容以赵文远（已判刑）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近年来，贪污受贿数千万、上亿元的贪官可以说屡见不鲜，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的重大的损失。然而这些贪官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并不多见，上一个被执行死刑的，还是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时间是3年前的2021年。

对重大贪污分子处以极刑，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威严，也为社会树立了反腐的标杆。

回顾历史，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处决，同样彰显了严刑峻法在反腐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刘青山、张子善在革命战争年代曾为党和人民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在和平环境中，他们却经不起腐朽思想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进行非法经营活动，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1952年2月10日，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死刑，这一判决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为全党全社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一切腐败行为，无论其涉及的金额大小、情节轻重，都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腐败分子，唯一的办法就是依法严惩，绝不姑息。严刑峻法的实施，才能够震慑潜在的腐败分子，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机制。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我国当前法律和反腐败体系，在某些方面仍存在对腐败分子震慑不足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在法律层面，尽管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有着明确的量刑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对腐败分子判处死刑的案例极少。

这种量刑上的谨慎态度虽然体现了法律的审慎精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律的震慑力。一些潜在的腐败分子可能因此心存侥幸，认为即使被查处，也不会面临过于严厉的惩罚。

此外，案发后对腐败分子的财产追缴，可能存在一定的盲区。

例如，原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文雄，于2018年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被判处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对张文雄受贿所得财物和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然而，就在此前不久，竟然曝出新闻，张文雄的妻子正在打官司追讨5000多万元的债务，这笔巨额财产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否存在“一人坐牢，幸福全家族”的可能性？这些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腐败的震慑力。

在制度层面，我国在财产公示、监督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公示范围有限、公示内容不全面。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也可能导致对腐败分子的监督不到位，使得一些腐败行为得以逃避惩处。这些制度上的漏洞和缺陷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降低了反腐败斗争的震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