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的驻英大使郭嵩焘：为何从肱骨之臣变成了汉奸卖国贼？
1876年的一个春天，一艘轮船缓缓驶离了上海的码头，船上站着一个身穿清朝官服的中年男子，他的眼神中既有期待，也有担忧，他就是大清朝的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
郭嵩焘曾经是一位受到朝野尊重的洋务派官员，但因为出使英国，他在国内被喷得体无完肤，甚至被指为卖国贼。
他的出使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困惑，他的归途更是一片荆棘和寂寞，他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矛盾心态，以及清廷对外交事务的无知和无能。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契机是1875年发生的马嘉里事件，这一年英国的探险队在云南进行地理勘测时遭到了当地民众的袭击，驻华英国公使马嘉里也在袭击中身亡，这一事件激怒了英国，于是要求清廷派遣代表前往英国道歉。
这个任务需要找一个既懂外交又懂洋务的官员，几经斟酌后，朝廷最终选中了郭嵩焘。
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曾跟随李鸿章推进洋务运动，并著有《条陈海防事宜》一书，详细阐述了洋务的各个方面，这本书为他赢得了朝野的尊重，甚至慈禧太后都特别看重他，认为他是最懂洋务的官员。
然而当郭嵩焘准备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后，却遭遇了巨大的阻力，有人写对联讽刺他，称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极尽讥讽之能事。
甚至有人威胁要毁掉他的祖屋，扒开他的祖坟，这些攻击令郭嵩焘倍感压力，一度准备请辞。
幸好李鸿章出面力挺，并且慈禧太后亲自安抚并劝解他不必理会他人的闲言闲语，只需为朝廷办事就好，在慈禧的支持下，1876年，郭嵩焘带着副使刘锡鸿踏上了去往英国的轮船。
郭嵩焘在英国很快就履行完了代表清廷道歉的外交事务，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事实上这次使命只是临时性的，因为当时大清尚未对外派驻常驻使节。
而当时各国之间互派使节已成惯例，大清朝也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因此郭嵩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大清首位常驻英国的公使。
此时的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巅峰时期，各种新奇的发明和机械让郭嵩焘眼花缭乱。
在英国期间，他充满好奇地观察了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尤其对电报和电话等新发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跑遍了英国的每个角落，包括议会、学校、工厂甚至监狱。
他在牛津大学看学生考试以及颁发学位，还广泛参观了英国各地的政治、教育、工业和社会机构，并对其制度和文化表示了由衷地赞赏。
郭嵩焘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推崇的周制非常契合，他对选举首相和舆论监督的制度充满钦佩。
认为这是贤人治国和民意监督的理想体现，可惜自秦汉以来，这些美德在华夏就失传了，所以后来的中国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在参观英国议会的时候，郭嵩焘看到议员们时常拍桌子吵架，更是大为赞叹，认为英国的军国大事都是互相辩论评理为胜。
在郭嵩焘看来，这种公开公正的议会政党制可以上情下达，比大清的体制好太多，当然，郭嵩焘也认为这是中国的三代之政治，只不过后来失传了而已。
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后，郭嵩焘看到的就不只是表面上的那些技术和政治体制，而是西方的文化与历史，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英国文化和历史的深刻感悟。
他认为被士大夫们视为蛮夷的西方文化并不亚于中国，出现了众多杰出的学者和先哲，如牛顿和霍布斯等等。
在英国的见闻让郭嵩焘叹为观止，他不由得在日记中感叹，没想到孔子设想的理想之国，竟然是在遥远的西方。
郭嵩焘的日记不仅仅是记录自己个人的所思所想，而且是根据朝廷规定，驻外使节需要详细记录所见所闻报告给朝廷。
郭嵩焘认为自己的记录有助于激发儒家士大夫的共鸣，因为英国的这些制度在郭嵩焘看来就是践行儒家思想的典范。
倘若大清能够努力学习，将来超越英国也不是难事，因此他将自己的日记交给了总理衙门刊行，命名为《使西纪程》。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本日记的刊行引发了国内的轩然大波，士大夫和舆论对此充满批评，认为郭嵩焘的日记威胁到了大清的统治。
有位叫何金寿的言官甚至上书指责郭嵩焘与英国串通，企图卖国，这顶大帽子扣下来，一时之间令郭嵩焘大为惶恐，在此危难时刻，他的副使刘锡鸿又在背后狠狠地补了一刀。
刘锡鸿跟着郭嵩焘在英国也见了世面，私下里也认可英国比大清强大和先进，但眼看着郭嵩焘因为日记而导致在朝中地位不保，为了与郭嵩焘划清界限，于是就上书揭发了郭嵩焘的三大罪状。
他列举了郭嵩焘在英国穿洋装、在万国博览会上看到巴西国王时竟然站了起来以及听音乐会等行为。
并义正词严地指责这些行为损害了国家的尊严，刘锡鸿将郭嵩焘描绘成了一个背叛国家的奸贼，要求朝廷严惩。
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郭嵩焘的地位受到了沉重打击，在汹汹舆论面前，即使慈禧和李鸿章也保不了他了，朝廷于1879年下达了一道诏书命令他回国，他的日记也被禁止印刷。
郭嵩焘回国后，因名誉扫地不得不告老还乡，回到湖南老家，然而老家也容不了他，当地官民听说郭嵩焘回来后，四处张贴标语说郭嵩焘是勾结洋人的卖国贼。
当地官员对这位曾经的钦差的态度更是傲慢和冷淡，令他感慨万千，郭嵩焘曾经跟着曾国藩为大清立下了赫赫功劳，被朝廷视为肱股之臣，然而却因为由衷之言招致身败名裂。
1891年，郭嵩焘在老家屈辱的死去，他死后没有任何官方的祭奠，只有他的家人和几个忠实的仆人为他送行。
郭嵩焘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志于维新变革的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明时所经历的困惑和挣扎。
他试图用儒家思想来理解和欣赏西方文化，但却遭到了同胞的误解和排斥，他试图用自己的见闻来启发和教育国人，但却遭到了朝廷的禁止和打压，他试图用自己的行动来让国家变革，但却遭到了汉奸和卖国贼的污名。
在当时的大清王朝，尽管人们了解西方的强大和先进，但最关心的仍然是天朝的尊严，任何损害这种尊严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为了维护自身的面子，在顽固的傲慢与偏见中，大清选择了牺牲郭嵩焘，最终也埋葬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