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再审视：武王克商年选定考证（上）

在历史研究的漫漫长河中，夏商周断代工程无疑是一座备受瞩目的里程碑。

这项汇聚了中国历史、考古、天文、核物理、古文字等多学科领域二百余位优秀学者的宏大工程，耗时近五年，力求理清夏商周三代的年代脉络，其成果影响深远。

然而，学术的进步往往伴随着争鸣与质疑，何炳棣与刘雨两位学者在《“夏商周断代工程” 基本思路质疑 —— 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的再认识》文中，对工程选定 “武王克商年” 的过程提出了深刻反思，引发了学界对断代工程方法论和史料运用的重新审视。

断代工程中 武王克商年的选定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工程专家组在选定武王克商年时，采用了一系列看似严谨的方法。

他们先是利用宾组卜辞记载的五次月食，精准定位商王武丁、祖庚时期的具体年代，这一步犹如在历史的迷雾中找到了一盏明灯，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接着，通过碳 - 14 测定考古发掘选取的商周之际特定地层出土的系列样本，将克商年的范围逐步缩小到公元前 1050— 公元前 1020 年这三十年之内。

这一过程如同抽丝剥茧，让历史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随后，依据新出利簋 “甲子”、“岁鼎” 铭文、《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伐商历日、《国语》伶州鸠语的天象和《竹书纪年》记载等，提出了公元前 1046、前 1044、前 1027 年三种解决方案。

最后，对三方案与上述材料的相合程度加以优选，得出公元前 1046 年为武王克商年。

对 “伶州鸠语” 的质疑，星象背后的历史迷雾

然而，何炳棣与刘雨两位学者却认为，《报告》在使用出土和传世文献资料时，虽称严谨，但取舍多有失当，所采用的方法缺少必要的前提，选出的所谓 “最优解” 1046BC，缺乏可信性。

他们逐一对工程公布的论据进行考察，首当其冲的便是《国语》中的 “伶州鸠语”。

“伶州鸠语” 在断代工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在所有文献资料里，只有这段话给出了武王伐殷时的岁、月、日、辰、星等系列天象条件。

断代工程希望通过现代天文学知识，精确找出古代天象出现的具体时间，从而确定克商年。

但何炳棣与刘雨指出，伶州鸠这段话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这段话缺乏逻辑的合理性。

《周礼・春官・保章氏》中关于星纪分野的记载，与伶州鸠所说存在矛盾。

如 “鹑火，周也”，但从方位上看，武王伐纣时，鹑火所对应的周地，若按伶州鸠的说法，竟成了洛阳的东周，而非西土的宗周，这显然不合常理。

其次，伶州鸠所述天象并非周初原始观测的记录。

据天文学家研究，《国语》所记 “岁在某某” 之某某，皆与实际天象不符，而是有规律的，只要以战国中期前后的岁星位置，按十二岁一周往上推，即可相符。

例如 “岁在鹑火”，日本学者新城新藏认为是在公元前 376 年左右推算出来的，中国学者张培瑜认为是在公元前 360 年左右推算出来的。

再者，西周初年的周人尚不具备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知识。

从考古材料看，最早的二十八宿知识见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上的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西周时期的文献如《诗》《书》和金文中，皆不见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痕迹。

因此，伶州鸠这段话所记的星象语句，更像是典型的战国星象家的星占说，而非周初的真实记载。

《武成》《世俘》历日之疑：文献背后的矛盾与漏洞

除了 “伶州鸠语”，《武成》《世俘》等历日也受到质疑。

《武成》《世俘》的历日，由于利簋的出土，“甲子日” 得到证实，但其余的历日是否真实还需要另作考证。

《武成》和《世俘》的历日存在诸多矛盾。

比如，武王伐殷出征日，两文记载不同，有人为改动的痕迹，以求得两文历日相合，但这种改动缺乏充分理由，且改动后仍有矛盾。

顾颉刚先生指出，《武成》是一篇断烂的文章，错简、脱字、误字不知凡几。

从一月到四月的月份和干支并不适应，按干支计算，从 “一月壬辰” 到 “四月乙卯” 该有 144 天，即占五个月，从一月朔算起，便有 175 天，该占六个月；

然而从文字上看，“一月” 到 “四月” 只有四个月，可见月份和干支并不协调。

此外，《武成》保存下来的历日从一月至四月是连贯和完整的 82 字，而《世俘》在二月至四月间插入了太公望、吕他、百弇征伐等一系列事件，这些插入的部分恰好《武成》全部没有。

这种错漏断省的省略拼接，独历日却完整无缺，令人怀疑其真实性。

加之《武成》逸文 82 字，只是靠《汉书・律历志》下所引刘歆《三统历》的一条引文而已。

其版本源流并不清楚，西周历法的真实状况也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使用这些历日、月相材料去推论伐商年，是不慎重的，从方法论上看也是十分危险的。

“金文历谱” 的重重问题

初吉定义

断代工程所拟定的 “金文历谱”，同样存在一系列问题。

《报告》为了不采纳某些 “初吉” 资料，大体上采纳了自王引之以来到黄盛璋先生的 “初干吉日说”，但作者检索金文资料，发现两组反证资料。

静簋的铭文中，在六月和八月分别出现 “初吉”，通过对六月丁卯日和八月庚寅日的干支计算，发现 “初吉” 可以在月末几天出现，这与 “初干吉日说” 中 “初吉” 出现在初一至初十的说法相矛盾。

元年师兑簋和三年师兑簋的铭文，也进一步证明了 “初吉” 的含义并非如《报告》所定。

这些反证资料表明，《报告》所拟定的 “金文历谱” 若不作重大修改，难以取得评判诸方案优劣的资格。

月相词语含义不明

西周历法中使用的诸如 “既生霸”“旁生魄”“既死霸”“旁死霸”“既望” 等月相词语，其含义至今学界研究仍不够深入，难以有较公认的看法。

《报告》在同一个 “金文历谱” 中，文献里的月相词语后往往说 “越幾日干支”，这些干支日表明前面的月相词语肯定是定点的某一天；

而在金文中大量月相词语是指代若干天的一段时间，显然是不定点的。

这里把三条文献资料与金文资料混排在一起，实在不伦不类。

文献的记时方法与金文的记时方法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再可靠的文献资料毕竟是二手的，其史料价值不能与金文等同。

《报告》的 “金文历谱” 两说并存，不定点说与定点说杂陈，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只能说明工程的专家们对这些词语的确切含义不甚了解。

离谱与勉强不离谱之器

《报告》仅承认在其所拟定的历谱中有师㝨簋 “初吉” 排在二十日，与历谱不合，另有克盨、伊簋干支有错，需改干支才能与历谱相合。

但实际仔细阅读该历谱，不合者远不止这些。

如《畢命》的朏日出现在五日，十分费解。

无㬅簋 “初吉” 十一日，十三年癹壺 “初吉” 十一日，三年师兑簋若不与元年师兑簋对调，“初吉” 将是十五日等，都已超出 “初干吉日” 的范围。

另有王臣簋 “初吉” 在朔前一日，师望簋 “初吉” 朔前二日，番菊生簋 “初吉” 朔前二日，善夫山鼎 “初吉” 朔前二日，虢季子白盘 “初吉” 朔前一日等，需引入 “平朔” 概念看待历日方可与谱相合。

天文学家一般认为西周时还没有朔的概念，更谈不上有 “平朔” 与 “实朔” 相区别的概念，这些朔前历日合历是很勉强的。

再如小盂鼎是一件著名的康王标准器，其历日年代可以读出来，但因与《报告》所拟定的《曆谱》不合，就被弃置不用。

看来《报告》所拟定的 “金文历谱”，是主观排他的产物，凡与其观念不合的资料都遭到不公正的排斥。

为了维持这个主观的观念，几千年前的铭文干支可以改窜，珍贵的标准器小盂鼎铭文可以摒弃不用，两个师兑簋可以不顾其内容，随意颠倒其前后顺序，这些做法已超出学术研究水平高低的范畴，而是学风不诚实的表现。

尽管如此，现在所谓的 “金文历谱” 中，离谱的器和勉强不离谱的器仍达十余件之多，与此前出现的各种历谱相比，至多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这样水平的历谱，本身问题如此严重，恐怕很难担负起检验断代工程所拟定的年代方案是否正确的重任。

可以断言：断代工程的所谓 “金文历谱” 研究，还在摸索阶段，距离可以拿出来为学界使用的水平相差甚远。

西周的历法水平

过去人们以为周人长期生活在农耕社会，为了生产需要，会很注意对天象的观测，因而可能具有较高的历法水平。

但从金文留下的记录看，他们对天象的观测，尤其对月相的观测，虽十分注意，但较之后世的历法，水平仍是有限的。

金文资料反映出西周时期周人历法实行的是年终置闰，闰月安排在一年的末尾十二月之后，称十三月，并未实行无中气置闰的年中置闰法。

更有甚者，天马 — 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114 号墓出土一件叔夨方鼎，铭首一句称 “唯十又四月”。

该鼎是西周早期铜器，考释诸家异口同声称其为 “西周独此一件”，似乎可以例外不计处置。

但查阅西周金文中还有一件鄶公簋，铭首第一句也称 “唯十又四月”，与叔夨方鼎铭文全同。

另外，宋代的金文书籍还著录一件下鄀雍公缄鼎，首句铭文为 “唯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宋代的《集古録跋尾》云该器出土于 “陕西商洛” 地，故又名其为 “商洛鼎”。

从器形看，其蹄足圆鼎，颈部饰窃曲纹，腹部饰大波浪纹，颈部与足部带扉棱，与小克鼎、史颂鼎、晋侯邦父鼎等相似，是典型的西周晚期形制；

又 “既死霸” 是只有西周时期才使用的记时词语，金文中概无例外，《集成》将其定为春秋早期器，显然不妥，应将其改定为西周晚期器。

虽只有这三件器记有十四月，但考虑到金文记特殊月份的几率并不大，比如整个西周金文中能够确认的 “十三月” 也只发现六条。

而这三件十四月铭文却分布在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整个西周时期，应该承认它如实地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历法水平。

这时年终仅置一闰，无法全部协调阴阳历之间的误差，有时需在年终安排十四月来进一步协调误差。

其实，这并不奇怪。春秋时代还常常有失闰的记录，西周时的置闰就更容易出现闰而不尽的情况，对几千年后的我们来说，其规律实在是难以掌握的，古人在什么情况下置十三月？

什么情况下置十四月？

西周人根据什么来安排闰月？

恐怕一时还说不清楚。

闰法是历法的基础，闰法不明，又硬要推算历日，其结论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

甲骨文五次月食与 1046BC

断代工程对甲骨宾组五次月食卜辞的研究卓有成效，工程首先由古文字学者从字体上认定宾组五次月食均属武丁晚期到祖庚之间，根据新的卜辞分期分类，排定了五次月食的顺序。

再由天文学者加以计算，在 1500BC 到 1000BC 之间，找出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的唯一可能的组合：

癸未夕月食 1201BC、

[甲] 午夕月食 1198BC、

已未夕向庚申月食 1192BC、

壬申夕月食 1189BC、

乙酉夕月食 1181BC。

经甲骨学家研究，癸未夕月食、[甲] 午夕月食、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属武丁时期，

壬申、乙酉夕月食延至祖庚时期。

结合《史记・殷本纪》记 “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这些研究为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的时间坐标。

然而，这些月食与 1046BC 的关联是否必然可靠？

工程在运用这些成果时，是否充分考虑了其局限性？

从学术严谨性角度看，这些月食的推算确实精细，但将其与武王克商年直接挂钩，中间还存在诸多环节需要验证。

比如，从武丁、祖庚时期到武王克商，其间的王世传承和年代推算，是否存在断裂或不确定因素？

这些月食所确定的年代框架，能否精确到足以支撑 1046BC 作为武王克商年的结论？

显然，工程在这方面的论证还需进一步完善，不能仅因月食推算的精确性，就直接得出武王克商年的结论。

综上所述，何炳棣与刘雨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质疑，围绕着史料运用、历法研究、金文解读等多个方面，揭示了工程在武王克商年选定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这些质疑并非是对工程的全盘否定，而是基于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工程中一些不严谨之处的深刻剖析。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工程，其探索精神值得钦佩，但在学术的道路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争鸣与质疑，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这种学术的碰撞与交流，不仅推动了夏商周断代研究的深入，也为整个历史学界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中来，共同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让夏商周的历史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